拂开厚厚的历史尘土，穿越那些时间的藩篱，我看见那个人孤独地站在那里。

　　他就是杜甫。他和李白的名字，已然遮蔽了整个唐文学的身影。虽然后人谈及他时总不免面露高山仰止之情，或许还有人为他博击于唇舌之间，似乎人们对他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然而那些熟悉泰半只是知道而非了解。每每翻读陈子昂的那句“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窃以为用它来写照杜甫最适合不过，因为他始终是伟大而孤独的。

杜甫的孤独，追根溯源是缘于他的早惠。纵观唐代文坛，早惠的才子数不胜数。而杜甫的早惠，是在其家庭高尚的首先传统和资深的家学背景下形成。传统的知识分子情怀似乎与生俱来，他“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丝毫不担心自己的身价。在《凤凰行》中以凤凰自咏，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谆”，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豪情满怀，终其一生都在追逐着这个梦想。可看看他后来的经历，让人颇生感慨，很难说他的早惠究竟是有幸还是不幸。杜甫当然不知道，从一开始他就已经生活在高起点的理想与低界限的现实的巨大落差之间。

杜甫一到长安就试图从科举中入仕。倒霉的是他碰上垄断专权的李林甫，于是也就顺势地成了落第书生，劳心劳苦到处献赋，都一直未能在官场上青云扶摇，甚至连一官半职也没有。在长安的十年，不仕的沉痛失败给杜甫带来的是切肤之痛，生活难以预料的倾斜度已经让他有了不事张扬的沉郁。在市声麋集车水马龙的长安街头，杜甫一个人满面灰尘地走来走去，一张平静的脸看不出任何哀伤痕迹。可是他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灸，到处潜悲辛。”情况差到不得不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了。看得出，万千心事交集，那些肥马踏起的尘土，不仅蒙进了杜甫的眼中亦蒙在了他的心里。杜甫的寂寞与悲苦，那时业已刻进了他的骨子里面了。

如若换作他人，或许会藉此改弦更张。像李白，知晓朝中已无容身之隙，懂得及时抽身而退。又如孟浩然，归隐山林，趁早与政治无涉，开始学着过清淡的日子。可杜甫偏偏不舍不弃，苦心经营，终于做了肃京的“左拾遗”。这可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杜甫禀性耿直，书生意气太浓，不太懂得世事之险也，不善周旋，终被疏离，从此与朝廷相距甚远。

后来，政治的失落已不能占领杜甫全部的痛觉。他开始为生计漂泊四方，投奔亲朋戚友。其实在成都，在那个浣花溪畔的小小草堂，他本可以栖身终老，又不幸的是失去了严武这个依靠之柱。他的生活越来越悲惨，在灰色的现实中万般无奈地转流失。许多人对于自身的困顿往往讳莫如深，绝口不提，可是他却把自己放在最本质的位置，把唐文风里那么多漂亮、优美的外壳打碎，还生活以真实和朴素。他此时的诗作最令人心折，有让人不忍对视的真。杜甫太伟大了，伟大得让人质疑，困顿不堪的他还是那么关心时政，以传统知识分子的胸襟，对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衣食无着的劳苦大众予以痛彻心肺的怜悯和关照。他依然用那么坚强的内心力量来创作。作为文以载道的典型，他将所见所闻和个人经历融入诗作，给唐史带来无可比拟的贯穿力。

杜甫一生交友不算少。他和李白、高适的那次相聚可堪称经典，这真得感谢唐时盛行的游历之风，让他们三个游到了一起。可以想象，梁宋月下，三人煮酒论英雄，举杯吐诗文，是人生何等快意之事。但是杜甫太传统了。太沉郁悲苦了，所以他永远不可能像飘逸的李白，活得那么凌越尘俗，也不可能像风仪落落的孟浩然，活得那么闲淡。在他结识的各个圈子各色人等之中，根本找不到一位知己可以相携长久，所以他在《南征》中喟然长叹：“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但在我的个人想象中，我一直认为，杜甫在心里是渴望丢弃一切纵情飞奔的，渴望有人能给予他哪怕是一点点遥以心照的理解。只是，他的传统绊住了他，所以至今他仍是孤独的。

后记：此篇系原高125班学生旭日文学社员干部，夏鸿美所写。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工作，多年来他一直没忘记武冈一中，没忘记旭日文学社，今在工作之余又给文学社来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