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座书院，经无数劫难而不断新生，历千年沧桑而屹立不倒，藏之名山而愈发神圣。

我站在书院面前，环顾四周，惊讶在鳞次栉比的现代城市边缘，静静躺卧这么一座千年幽幽的庭院。但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千百年来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了，再也感受不到这片土地激发出来的“云兴雷奋”。我似乎只有静静地聆听，猛力地叩击这座墙，才能从墙的另一边听到历史的回音。

如果回到90年前，青年毛泽东刚从河对岸的湖南一师毕业，与蔡和森等一干青年寓居于此，探讨救国真理，领悟匾额“实事求是”的真谛。有时干脆大呼“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顶着狂风暴雨奔

向山顶。早年求学于此且又执教于此的杨昌济先生，慧眼识英才，致信好友章士钊，赞扬毛蔡：“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从此，一股改造世界的革命之风在此兴起。

如果回到112年前，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舆论大噪，维新领袖梁启超来到长沙，与谭嗣同等主持时务学堂，而保守派的王先谦等主持岳麓书院，维新与守旧两派顿起唇枪舌战，造就了“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的局面，一时湖南成为最富朝气的省。后两校合并为湖南高等大学堂，书院内建有时务轩，以作纪念。那时，中国面临着新与旧的抉择，岳麓书院处于风口浪尖上。

如果回到178年前，湖南巡抚吴荣光在书院内创建湘水校经堂，力图打破经学的繁琐教条，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反对空疏之谈。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相继入学，之后奋起卫道而东征太平天国，继而发动亘古未有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艰难起步。一时“楚材蔚起、奋志安壤”，“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一座书院的兴盛，创造了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湖南人写就的辉煌，更是开启了湖南人才雨后春笋般崛起的序幕。

再往回退196年，一介书生魏源来到书院求学，讲求经世致用之学，适逢中英鸦片战争，他力主抗英，但眼见时局衰败，愤而辞归。后受好友林则徐所托，发愤著述，潜心编撰《海国图志》，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竟成“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较量中，岳麓书院倡导通经致用的学风初见成效。

再往回退270年，20岁的王夫之就读于此，创立“行社”，反对空谈，结立“匡社”，立志匡扶社稷。而时局飘摇，大好河山在满族铁骑的蹂躏下破碎不已。他多次组织抗清终归失败，最后隐匿于衡阳湘西草堂，誓与满清不共戴天。“六经责我开生面”，青灯下他发愤著述，成为中国最后一代大儒，也是湖南学术史上“经世致用”的首倡者。

再往回退502年，心学创始人王阳明被贬贵州，途经湖南。对于岳麓书院，他是“隔江岳麓悬情久”。然而其时朱张遗迹湮没已久，湖湘学派被人淡忘。“缅怀两夫子，此地相徘徊”，阳明先生的到来，带来了新鲜的学术风气，湖南又兴起了许多有志之士。这里，成了湖湘理学与阳明心学激荡的场所。

再往回退843年，一代理学开创者朱熹从福建崇安启程，行程近一个月抵达长沙，与主持岳麓书院的张栻就“中和”、“太极”、“仁”等理学命题进行探讨。并在书院讲堂公开会讲，激烈辩论，引来无数学生聆听，“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岳麓书院迎来了第一次剧烈的心跳。朱张会讲开启了书院自由会讲的先河，一道思辩之风流行于南国的儒林。

再往回上溯到公元976年，距今整整千年有余，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于是湖南的蛮荒之地开始有了朗朗书声，进而发展成理学之邦，有了“潇湘洙泗”的美誉，儒家礼乐在湖南徐徐兴起。这几乎就回到了中国礼仪教化的原初场所。

从千年前的礼乐文明，到近世“打倒礼教”的革命潮流，再到今天回归中国固有的精神，可以说，发生在这座围墙内的风云激荡，完整地见证了唐宋后中国学术尤其是儒学内部的转型，由习俗礼仪的儒学而到思辨超越的儒学，由理学而到心学，再延伸到实践的领域，湖南人以特有的经世致用、通变求新的精神，推动着中国文明的演进，进而迎接西方文明的挑战。

我很欣慰在这一千年的历史动荡中，乃至在晚清以来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二十世纪愈演愈烈的改造世界的革命中，岳麓书院隐藏在这座名山下，它的基本格局没有动摇，它的建筑大体保留了儒家礼仪的秩序格局，让我们仍得以窥见中国礼乐文明的精神，触摸到中国文化的根。

这围墙内过去发生的一切，让我怅望不已，顿起复古之幽情。但是我知道，纵使我翻过这有形的墙，也难以追寻到先贤的足迹。这墙外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书院的世界完全格格不入；在围墙里，也不过是隐藏着那些圣贤的英灵而已。如果我们不能用心志切身去感受它，我们还如何能够唤起这些英灵呢？这座庭院，究竟又有着怎样的力量吸纳有志之士前来朝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