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示：坊间流传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作者何炳棣在书中费了相当大的篇幅记述1930年代的清华大学，他在垂老之年这样深情地追忆：“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间的清华园。天堂不但必须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物质资源，而且还须能供给一个精神环境，使寄居者能持续地提升他的自律意志和对前程的信心。几度政治风暴也不能抹杀这个事实：我最好的年华是在清华这人间‘伊甸园’里度过的。”正是清华大学优良的教育，为何炳棣日后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华裔历史学家奠定了基础。现在充斥书肆的太多是当下对名校（例如北大、清华）的言过其辞的溢美，甚至许多关于北大、清华的书籍充满了一种功利主义的铜臭味，而对于民国时代的回忆中北大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因为鲁迅说过：“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大的前身又是晚清新政遭遇挫败后唯一保留的京师大学堂，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又成为鼓动社会新风潮的发源地，而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因此在一种充满“革命胎记”的历史叙述中，清华与北大相比较就相对显得黯然失色。何炳棣先生在这本私人性质的回忆录中用长达六十余页的篇幅来描述当年在清华的岁月，除了出于勾勒个人学术渊源的目的之外，为清华“正名”恐怕也是其潜在的动机之一。

事实上，民国时代的清华大学相比当今的所谓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名校也毫不逊色，甚至显得更为“博雅”与“精深”，这种博雅传统的形成与当时的校园环境、校园生活是密不可分的。1930年代的《独立评论》曾经刊载一篇题名为《清华大学的学生生活》的文章，专门记述了当时的清华人的生存状态和空间，作者龚家麟（系当时清华学生）这样描述道：“谈到清华环境的优美和设备的齐全，想是很闻名于社会了吧！整个学校是在一片树木遮隐之下的，空气异常鲜洁。靠近有苍苍的西山香山陪衬着，倍觉环境之富有自然的逸趣。至于设备方面呢，至少以‘质’来讲，可以说是冠于全国各大学的。图书馆是花了五十余万建造的：墙壁的四周砌着美丽的大理石，和巨大的铜门闪耀相对着发亮；地上铺着涂蜡的软木，皮鞋踏上去没有什么声响；中西书籍藏有二十余万册，杂志也有二万册之多。圆顶罗马式的大礼堂，你走进去常听见一阵阵钢琴和提琴的声音，悠远而娴雅，使你生怡然之感。”

　　何炳棣事隔六十余年仍旧能够清晰地回想起初抵清华的“第一印象”：“当1934年秋9月以一年级新生的身份走进清华校园的大门，空旷草坪的北面屹立着古罗马万神殿式的大礼堂。无论是它那古希腊爱奥尼亚式的四大石柱，古罗马式青铜铸成的园顶，建筑整体和各部分的几何形状、线条、相叠和突出的层面、三角、拱门等等的设计，以及雪白大理石和淡红色砖瓦的配合，无一不给人以庄严、肃穆、简单、对称、色调和谐的多维美感。”

其时学人在若干年后回忆起清华大学也对清华的内外环境赞叹不已，研治中国政治思想史名家萧公权曾经这样述说：“清华五年的生活，就治学的便利和环境的安适说，几乎接近理想。我们一家大小五口初到清华时住在‘老南院’二号教职员住宅里。叔玉一家住在六号，彼此相距很近。一年之后，‘新南院’教职员住宅落成，我们迁住六号。这是一所西式的砖房，里面有一间宽大的书房，一间会客室，一间餐室，三间卧房，一间浴室。此外还有储藏室，厨房和厨役卧房各一间。电灯、冷热自来水，电话等设备，一概齐全。陈岱孙是我们的紧邻。俞平伯、闻一多、潘光旦的住宅都相距不远。我在住宅前的一大片空地上种树栽花，五年‘灌园’的工夫，把原来的不毛之地变成了一个花木扶疏的小园。这是我课余消遣的主要活动。清华园离西山不远。周末或假日我们有时结伴去游卧佛、秀峰、碧云等寺。颐和园也是我们游踪所到之地。”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经说过传诵一时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可在清华人的追忆中，娴雅的校园环境也一样的是构成“金色年华”美好记忆的元素之一。自然，相对于这些“物质文化”式的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清华浓郁的学术气息和自由空间更是让清华人念念不忘。如果没有学术自由作为一个大学的内在气质，那么即使它再“现代化”也只能生产一堆伪学术垃圾，而学术自由与学术包容是“合则双美、分则两伤”的关系。1930年代的清华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高校的翘楚，就跟这种积极改善教师的治学条件大有关系。当时担任过历史学系主任的蒋廷黻在回忆录中这样说道：“清华有两项重要措施是值得称道的。清华是一所国立大学，教职员待遇与其它同级大学是一样的，因此，它无法聘到杰出的学者任教。为此，评议会想出一个办法。就待遇的标准说，清华是按照教育部规定的，但清华另外规定有休假，并可供给休假旅资；上课钟点少，较其他大学进修的时间多；图书馆、化验室的经费也比其他学校充足。如果一个人为了拿薪水，就不必到清华来。此外根据清华评议会所拟定的规定，清华可以资助学者进修深造。以上规定，使清华建立一种看不见但却极有效力的延揽人才的制度。在那段时日中，我们能够从其它大学中挖来著名学者，他们来清华不是因为待遇优厚，而是为了作学问。” 可见当时的清华吸引学人，主要并不是薪水的优渥，而是依靠给学者提供一个宽松的治学环境，尤其是为他们提供公费到国外开阔眼界的机会，他们并不是单纯按照“市场经济的交换模式”，从学者那里榨取科研成果来树立“形象工程”，而是如韦伯所言，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学问是一种按照专业原则来经营的‘志业’，其目的，在于获得自我的清明及认识事态之间的相互关联。学术不是灵视者与预言家发配圣礼和天启的神恩之赐，也不是智者与哲学家对世界意义所作的沉思的一个构成部分。”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清华学人确实体现了这种韦伯反复申述的“平实的智性上的诚实”，这就为学术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学理深厚的空间。

自然，由于当时的清华奉行教授治校的原则，有着知性与德行保障的知识分子便可以利用体制的力量捍卫学术的自由，而学术自由对于学术的探索永远是不可或缺的前提。这种教授治校体现了“学术本位”的管理模式，与如今大量的官本位治理模式大异其趣，结果也自然是相差不可以道理计。即便在三十年代的中国，也不是所有大学都实行这一原则。历史学家何炳棣对此称赞有加：“与当时北大蒋梦麟大倡‘校长治校’的口号（逻辑上暗含校长与教授的对立）迥异，清华传统‘教授治校’的原则（本部分地源于早期教授与政客型校长的斗争）事实上变成校长教授互相尊敬、合作无间、共同治校，最和谐、美满、高效的新局面。30年代的清华不但是校史中的黄金时代，也构成全国高教史中最令人艳称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