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西方，启蒙理性在历史舞台上占尽了风光，人的异化与虚无主义同时登场，中国的现代贤儒目睹了这样的事实后沾沾自喜，“以为西方科学理性已经把传统的上帝信仰扫除干净，只剩下一个价值虚无的空间等待中国的伦理精神去填充”。这里首先就经受不住以事实为证据的推论。刘小枫在书中指出西方启蒙精神大举入侵，转换了中国思想界的格局。首先，我们在比较中忽视了西方人的道德谱系，在分离的语境中，中国思想界发生了震动。其次这场入侵是由我们中国学人发动的。因为物质上的征服与文化上的征服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完全有力量拒绝，可是为什么西方人没有对中国文化的博大而惶惶不安？诚然，西方大哲也有人希望以中国文化拯救西方工业社会的道德沦丧，比如罗素。但是更多的西人在比较了中西文化后，失望而归，比如奥尼尔。刘小枫还指出：“现代儒学明白这一点后，开始改变方略，要么证明原儒已有宗教精神，要么证明儒道精神虽非宗教却高于基督教，再不然就竭力寻找与儒家思想的共同点”。

传统文化的卫道士有多少人是从哲学的高度思考个体和解决生存的意义问题？哲学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辩护，这也是我们现代贤儒的文化走向！为了维护中国文化存在的合理性，我们以时间来证明华夏文化的伟大，上下五千年，能不振奋人心吗？时间可以证明文化的伟力吗？

最后的论调浮出水面了，刘小枫批判了历史文化心理学与文化人类学在中国文化问题上的破绽。西化有这样的危险，就是我们可能真的就亡国灭种了，因为文化塑造着我们的心理结构，如果认同了西方文化，我们就不是中国人了，这多么可怕？民族主义文化立场到现在才赤裸起自己的面孔，中国人的魅力又在哪里？

一切美好的东西必须体现在个体身上，无论哪一种文化，都应该以人为目的，为人幸福腾出一片肥沃的土壤，这样的文化才值得推崇。民族的感情确实是人发出来的，是属于很多个体的感情倾向，但是这不能成为一种要求。个体有权利为自己的幸福进行任何一种选择，个体更有权利对自己置身的文化环境进行质疑和反思。我不否认传统文化的魅力，因为它也是包罗万象的，里面必有我所取所需。问题是我们需不需要一种考量，无论是文化寻根，还是文化研究，我们都是在寻访那些对现时生命有所关怀的生命指陈，而不是为了民族文化这耀眼的字眼去辩护。

刘小枫在书中指出：“人类思想在20世纪面临的致命问题是，中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都遭到正当性的怀疑，从一方径直走向另一方都不是出路。”所以他呼唤一场纯粹的精神行动，以个体的身份，跨历史的、跨文化的精神行动。但是如何完成这样一种精神行动呢？

在世界历史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我们中国文化这样的持续性和完整性，轴心时代那些创造了巨大精神硕果的民族，不是在历史中消亡了，就是文化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和断裂。而我们的文化可谓上下五千年，这样看祖宗的成法可以说太有魅力了，但是一方面也说明我们中国文化可能缺少一种内在反思批判的传统。西方文化在20世纪通过自己内在的反思批判，特别是哲学在语言上的转向，如怀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为语言的明晰性划开了一个轮廓，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隐含着理性与先验的直接关系，从逻辑上确立了人之成人和抵达彼岸的超验可能。可以说，西方精神的内在反思传统给了现代世界世道凌迟的种种思想可能。拯救成为刘小枫此书的主要基调。这种思想预设的成立与否还需要时间的检验，我们是否必须走出自然本体的天问之外，个体才能获得足够的精神资源对存在的意义进行反思批判，从而实现真正对个体在终极关怀上的自由生存选择呢？不管怎么说，告别语境分离上的思想争峰，来一次客观的个体精神行动，寻找那些能够对生命本身发出关怀的思想英雄的声音，我确信，这对每个人都是非常必要的。　

建立在本体高度上的哲学批判

刘小枫在书中把中国文化从宏观上把握为道德——审美两个转轮，他认为，中国的道德——审美精神代替基督教精神必须有两个前提。首先要问，中国的道德——审美精神是否解决了中国人自己的精神问题？事实上，就是主张西化的知识分子，其批判传统道德的精神资源也是本土化的，刘再复和李泽厚曾经借用康德的主体性哲学对传统文化有过比较有进展的考量。但是他们借用的康德的主体性哲学并没有走出传统文化的本体论设置，建立在本土道德谱系的批判本身就是旧道德观念的一种延续。那一代知识分子毕竟是在五四前后的文化背景中展开自己的文化想象的，而这种想象恰恰是在制造和推动着传统文化价值的解体，而五四前后的学人很少有能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观察时代的命运和走向。20世纪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世纪呢？刘小枫在书中申明：“20世纪有如人类传统文化的末日，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都不能逃脱重新塑造的命运。”如果说20世纪是一个现代性的世纪，外在世界的变形异化着人类的心灵，那么放在一个更大的问题视野中，放在人类心灵的进化史中考量，这是大幸，也是大不幸。

二十世纪的确是一个奇特的世纪，在西方，上帝好像被启蒙理性杀死了，在中国，孔家店第一次被打倒了。人类在遭受一场史无前例的精神浩劫，这一切都是从西方开始的，没有入侵，我们绝对不会反思自己的文化倾向，没有启蒙理性，尼采不会发出“上帝死了”的价值判断。自我意识的崛起首先意味着人类自由选择的能力强大了，这种自由很早就包含在圣经对人的本质规定中。人的存在前提，就在于人的本质规定了的自由选择，是在罪与爱中的双向跳跃。人类必须有足够的能力进行自由选择，对上帝的信靠才能坚实起来。我们看到，20世纪整体上的价值虚无正是在自由得以确立的基础上产生的。心灵自由后精神世界的无所依附，是现代人失落感最深层的表现。西方诗学的发达在刘先生看来就有赖与此，在审美的自我陶醉中，个体解决了自己的存在的精神危机。这也是中国为什么抒情诗在古代如此发达，而今竟然可以出现海子神性写作的广阔背景。没有绝对的价值支撑，审美确实是一种值得享受的精神安慰，所以中国古人的精神意向，最高级的就是庄子的逍遥精神。但是个性的解放之后，审美将会陷入一种更彻底的精神困境。美可以支撑一个人的生存意义吗？我歌唱我自己真的那么富丽堂皇吗？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美与道德的双向要求中，人类的生存悖论出现了。

　  20世纪的美学倾向是自我的，所以表现出个体为自己近乎疯狂地歌唱的末世景象。道德在个性解放的事实中阳痿，再也很难遏止恶之花所带来的那种沉迷自我的力量。可是自我到底在怎样歌唱中呢？有多少泪水淹没在美的近乎残忍的接近真实的生存过程中？

20世纪西方诗歌的美学倾向位移到中国，这个古来抒情诗就非常发达的大国，能够异质成另外一种美学范式呢？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中国，现代主义已经不是一种表征符号，自我意识的勃发以及由此衍生的价值虚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古代抒情诗可以满足个体心灵自足的话，今天的抒情诗恰恰为心灵挖出了几眼枯井！鲁迅的《野草》就是这样的心灵轨迹，我们临近深渊，却无以抵达彼岸！就是在后来的海子的歌唱中，深渊与拯救依然是个反复疑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