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抹江堤叹逝水
——访江堤生前好友吴昕孺
张 岫 李福建 潘 亭

２００３年７月，“新乡土诗派”灵魂人物之一、著名学者兼诗人江堤溘然长逝，年仅４２岁。人们震撼之余不禁惋惜。一位孤独而忧郁的学者就这样悄然离开，难道这世间果真容不下如此纯粹的灵魂？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在文化道路上执著前进，背影却总是孤寂苍凉。他总说自己只是生命长途中的一名过客，如今的我们只能追随回忆的脚步去捕捉江堤生命的轨迹。为此，《印象》的记者们联系到了江堤生前的诗友吴昕孺老师，透过他的讲叙，穿越时空的距离，揭开那一段曾经绚烂而今慢慢被尘封的历史。

生活篇

记者（以下简称记）：江老师是当年我们湖大的才子，您是师大毕业的，您是怎么认识江堤的？第一次见江堤有什么感觉？

吴昕孺（以下简称吴）：我上大学的时候是85年，由于志愿没有填好到了师大政治系，我当时很失落，因为是师大而不是北大，是在政治系而不是中文系。所以想学习创作。认识江堤是在86年，那时候他、彭国梁和陈惠芳都是新乡土诗派的灵魂人物，我受他们的影响很大。第一次见江堤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住在红叶楼后面那栋楼的二楼，很小的一间房子，大概只有9平米，除了一张床，其他地方全都是书，放得满满的。那时候他年纪轻，还没有结婚。当时对他的印象很鲜明，房间小、书籍多，而且总是有很多同学在那里谈文读诗。

记：江老师在生活中是个什么样的形象？

吴：他是个很规整的人，给我的感觉是一直很注意形象，衣服、头发永远都处理得很整洁。他的肝脏不好，身体越差他越注意在朋友面前的形象。去世前他应该是知道自己的病情的，但是创作和工作都没有受到影响，还和平时一样。他去世前约一个月，北大博生谭五昌先生来湖大讲学，我和他都参与了旁听，我们一起谈笑，他还请我吃了米粉。我没有想到他的病情有那么严重。从他的外形上一点都看不出来。

记：您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他是怎样度过生命最后的日子的？

吴：很惭愧，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我在主持一个杂志社，事务繁多，见面很少。我觉得他心里其实很清楚自己的病情，不读书、不写作、轻松工作或许可以活到五六十岁，但是江堤不会那样做，他要读、要写。在生活中，他是一个很坦然的人。他在尽量让自己短暂的人生变得充实而丰富。我觉得他对自己是满意的。

记：人都是有多面的，江老师在生活中是个好父亲、好朋友、好丈夫吗？

吴：好父亲、好朋友肯定是的，他很爱他的孩子。他的朋友圈很广。凡是从各地来找他的诗歌爱好者，他都非常热情地接待。是不是个好丈夫那得问他妻子了（笑）。

文学篇

记：我们知道江老师是理工科出身，但是后来从文了，除了自身原因以外有没有什么外部因素？

吴：当然要受大环境的影响，８２—９２这十年是诗歌的黄金时期，那时流行的朦胧诗潮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上大学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诗歌是什么。但中国是泱泱诗国，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不要说在校大学生了，即便是社会青年，谁不会胸中涌动着诗情。所以在当时，诗歌充当了思想解放的利器。江堤非常爱好文学，有这样一个大环境存在，而且又生活在岳麓书院、岳麓山、湖大这样的地方，想不喜欢诗都难啊！

记：有人说他的散文字里行间透着诗人的孤独与悲伤，但现实生活中的他又很热情很有激情，您认为这二者矛盾吗？

吴：文人做得越大，矛盾越尖锐。普通人都有矛盾，何况江堤这么优秀这么有才华的人。虽然他还称不上大家，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如果能活到六十岁，肯定会是很了不起的。江堤的人品有口皆碑，我们带全国各地文友到岳麓书院几乎从来没有买过门票。他的热情源于一种深厚的人文修养。至于说孤独与悲伤，每个人都会有，但诗人更加敏感。一方面他作为社会人，经历过各种各样的风波和困挫；另一方面是他作为一个文人的悲苦，那时湖大是一个理工类学校，写诗是很孤独的，只能默默地为自己争取环境。

记：江老师有一句诗是这样写的，“活着就好像寄托在世间，死了就像长久的休息。”您觉得这是他作为社会人还是文人的孤独？

吴：这是一种综合的孤独，好像水是由H、O组成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水就是一个整体，不会将它分开成H、O来看，除非是化学家。我们看到的江堤也是一个整体，对他来说，去了就是永久的休息，如果老天再多给他几年，他一定会写出更好的作品。

记：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创立一个“新乡土诗派”，您说过当时朦胧诗很盛行啊？

吴：“新乡土诗派”主要表达的是在城里的农村人对乡村的回望与前瞻。当时有很多乡下孩子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留在了城里，但是乡土情结、家园情结又很浓，这些人我们称之为“两栖人”。当他们站在新的高度上回望乡村、展望未来的时候，感受是很不一样的，这就是“新乡土诗派”最初的起源。“新乡土诗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是江堤、彭国梁和陈惠芳，我当时是其中普通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