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您1979年调到湖南省文联工作，那时候正好是中国从一场浩劫转向改革开放的时期，中国进入了文学空前狂热的时代，文学是万众瞩目的中心，您作为一个亲历者，可以回忆下那时候的文学氛围吗？

李：八十年代文学非常火热，我想有大概三个理由：第一，文革前后十几年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非常特别的时期，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令人深思的事情，确实有得东西可写。第二，长期以来作家们被压抑得太久，条件一旦允许，大家可以尽情宣泄，灵感激情全都迸发出来，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一时间百花齐放。令人印象深刻的诗歌有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熊召政的《制止，举起森林般的手臂》等等，很有深度，震撼人心。第三、大众传媒还不发达，像电视啊什么的还都未普及，抒发情感的渠道不多，所以大家都很关注文学。那时举办诗歌的讲座，场场都是爆满，现在就不一定有那么多人。为什么？可能你要看电影，他要唱卡拉ＯＫ。我们要看到，这也是八十年代文学繁盛，九十年代文学显得不热闹的客观原因之一。现代人们一味追求权力金钱，甚至一些作家也按耐不住，要么转行，要么写些浮躁的文字“混”日子，都是不可取的。但我还是要强调，年轻人不要太悲观太迷惘，与我们那时比起来，时代是不断进步的，要有信心！

枕：有个女孩子说，读您的作品真的有那种盛世的感觉，请问您心中是否藏有一种很深的“盛唐情结”？另外您在诗歌评论领域的成就已经非常突出了，有“北谢南李”之称，为什么后来选择转向散文创作呢？

李：呵呵，情结谈不上，但自幼读唐诗宋词，对中国古典文化是真心喜欢，已经融进了血液，就像树的年轮一般，随着树一起成长，记录着树的点点滴滴，本身也早已成为树的一部分。谈到“北谢南李”的说法，好像是《香港日报》先提出来的，然后中科院的《中国文学通史》列有专门的一节将我和谢冕排在一起了，当然是谢冕先生的成就更大些。而我，比较活跃而已，过奖了。至于转型，一来现在的诗坛比较混乱，从诗歌创作到评论都没有个统一的美的标准，扯不清！二来搞了五十多年诗歌评论，写《唐诗之旅》、《宋词之旅》、《元曲之旅》，还有本５０万字的《诗美学》，这方面我讲得已经够多了，也该换一换了。与评论他人的诗歌相比，散文创作是自己的东西，是从逻辑思维到情感灌注的转变，别有一番乐趣在其中。所以我就由“刚退伍的诗学老兵”，转成了“刚参军的散文新秀”。

枕：我们知道，您是大陆写评论介绍余光中诗歌的第一人，而且您与余先生也私交深厚。这种因诗歌酬唱而交往成友的豪举真有古代名士之风啊，我们年轻人很是羡慕，您能再讲讲当时是怎样发现他的诗歌的吗？

李：那是1980年，我去福建开关于舒婷诗歌的创作研讨会，途经泉州，住在当地总工会的招待所。无意间看到总工会自己办的小刊物《百花园》，翻翻，还不错。然后就从副刊的位置读到余光中的《乡愁》，一下子就被吸引住，感触颇多，就写了一篇《海外游子的恋歌——读余光中的〈乡愁〉》，马上就发表了，并随即被《香港文艺》全文转载。据他们说这是大陆第一次写评论介绍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歌，其实四川的流沙河介绍余光中也比较早，可能我们两个差不多吧。余光中来岳麓书院千年论坛做演讲那次，我是全程陪同的。记得在常德诗墙前，他站在海外诗歌那边，我在这边，两人同时举起手，走近，走近，紧紧握住，然后哈哈大笑，很是痛快！他回去又写信过来表示感谢，称我“光我吟坛，壮我行色”！

采访延续了一个多钟头。提起江堤，他嘴里不断说“可惜啊，可惜……”。江堤和李元洛老师是忘年之交，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江堤的英年早逝使他扼腕叹息，心生“彩云易逝琉璃脆”的感慨。他对江堤的无限深情和感慨包含在他写的两篇纪念文章中。

言谈中他还回忆起了江堤以前的好友伍继延，说他很讲义气。我们就说咱们的《印象》就是伍继延师兄资助的。李老师更加爽朗地笑了：“原来是他啊，我在湘阴教书时和他爸是同事，我女儿和他是同学。一次他手里拿几块糖，很爽气地分我女儿一半，我女儿开始不要，他不在乎地摆摆手‘客气什么，我现在有好东西，就把与你，你将来有了好吃的，再把与我嘛’。我女儿回来后就跟我提到了她这位同学，呵呵。这小子从小就讲义气！”这可是关于伍继延师兄的意外发现哦。

最后，李老师还给我们的《印象》赠言：“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真好，这正是《印象》的写照和印象人的追求啊。这句话用来形容李元洛老师自己，不也恰到好处吗？！

李元洛：原籍湖南长沙，1937年3月27日生于河南洛阳。著有《诗歌漫论》、《诗学漫笔》、《李元洛文学论选》、《诗美学》、《唐诗之旅》《宋诗之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