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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谭凯  发布时间:2010-07-10  ★★★加入收藏〗〖手机版
从惺惺相惜到兵戎相见:蔡锷与袁世凯的恩恩怨怨
摘要:在古枫翠柏掩映下,蔡锷墓座落在岳麓山的半山腰,墓前方朝向整个长沙老城。黄兴墓也在岳麓山,朝向与蔡锷墓基本一致。黄、蔡二公去世之时相差不到十天(黄兴去世于1916年10月30日;蔡锷去世于1916年11月8日),噩耗一经传出,全国上下,深为悲痛。时孙中山先生于病…

在古枫翠柏掩映下,蔡锷墓座落在岳麓山的半山腰,墓前方朝向整个长沙老城。黄兴墓也在岳麓山,朝向与蔡锷墓基本一致。黄、蔡二公去世之时相差不到十天(黄兴去世于1916年10月30日;蔡锷去世于1916年11月8日),噩耗一经传出,全国上下,深为悲痛。时孙中山先生于病中为二公写了挽联,并送了花圈。他在致蔡锷的挽联上写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班都护指曾任“西域都护”的班超,马伏波指曾称为“伏波将军”的马援,两人均为东汉名将)。蔡锷的死,更让他早年在长沙时务学堂的老师梁启超痛心不已,梁给蔡的挽联是:“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蔡锷,原名艮寅。锷,是他早年随唐才常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的名字,取其“砥砺锋锷,重新做起”之义。这副愈挫愈勇的姿态,在这位湖南青年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抱着要“为四万万人争人格”的伟大理想,改名后的蔡锷再次东渡日本,先后在东京成城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由于成绩突出,与同校的蒋百里、张孝准并称为“中国三杰”。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一文,阐述他的救国救民主张:若要改变中国国力孱弱的局面,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军国民主义针对的就是当时中国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的具体情形,并以陶铸国魂来逐步实现军国民主义,“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在这篇文章中,蔡锷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盘托出,实施军国民主义,发展军队、抵御强敌、洗雪国耻乃最大也是最急迫的任务。在蔡锷看来,“军国民”的国策只有假手于雄才伟略的政治强人才能推行,这在他未曾公开的遗嘱中也有过交代:“本人少年时,羡东邻强盛,恒抱持军国主义。是项主义,非大有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这就不能理解他在一开始为何对袁世凯寄托的厚望。

辛亥革命时期的袁世凯很为蔡锷推重。当年蔡锷极力推举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并在贺电中称之为“闳才伟略,群望所归”,更在给中外报馆的电文表彰他是“一代伟人,中外钦仰”。而在袁世凯的眼中,蔡锷虽不是他的嫡出将领,却也是个军事人才、可造精英。当初蔡锷远赴日本追随梁启超的时候,先在长沙借得两毛钱,后到汉口再借得六元,境况极其窘迫。正是袁世凯慷慨解囊,资助一千大洋,才使蔡锷得以成行。蔡锷曾坦陈,袁世凯对他“礼遇良厚”,他本人对袁也是“多感知爱”。

由于杰出的军事才能和与日俱高的声望,使蔡锷颇得袁世凯的器重。民国学者蔡东藩在《民国通俗演义》中曾将蔡锷和黄兴进行过对比:“黄少成而多败,蔡少败而多成,其优劣已可见一斑。即两人生平行谊,黄多缺憾,而蔡亦少疵。”在袁世凯这里,他曾这样评价蔡锷:“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

乱世中难得知己,更何况“为知己者死”一直是中国有志之士终生追求的浪漫归宿。所以在袁世凯称帝之前,蔡锷对他一再感念在心,甚至在“二次革命”期间,袁世凯大刀阔斧削除异己势力的关头,蔡还略尽“绵薄之力”。

1913年2月,宋教仁被暗杀,成为民国初年著名的惨案。蔡锷闻之震惊,声与泪并,通电陈词,痛斥暗杀手段之卑劣。但作为军人,他坚决反对用兵,主张以法律手段解决,尤其反对军人干政,南北离心。当战争迫在眉睫之时,蔡锷曾联名四川、贵州、广西都督通电全国,反对战争,坚决捍卫刚刚建立不久的民国。后又与浙江、四川都督联名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进行调停,主张以法律程序解决纷争,力劝休兵。8月4日,虽经多方努力,战争仍不可避免地爆发后,全国各地狼烟四起,战火蔓延。蔡锷仍认为“讨袁”理由不充分,应该通过《临时约法》规定的程序,由参议院和国务院共同负责处理总统行为。他甚至还想过组织云、贵、川、桂四省联合驻军武汉,“劝令宁、赣罢兵”。虽然自己后来也被迫卷入内战,但蔡锷认为“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饮恨良多”,惋惜之情,溢于言表。不难看出,他之不愿意反袁,是因为将袁看作是实现军国民主义理想的最佳人选,同时也有对其“知爱”之恩的感念。

早在“二次革命”在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黄兴曾派密使至云南,约蔡锷一同举兵反袁。蔡不为所动,还劝其反袁理由不充分,不要轻易举兵。据杨思义《蔡锷轶事》回忆,蔡锷给黄兴密使的回复是:“民国初建,国基尚未巩固,当劝克强安静。袁势方张,此时未可轻动。”密使谭心休曰:“我等若再忍耐,袁贼必将做皇帝。”蔡锷冷笑:“他如胆敢称帝,我将在西南也做起皇帝来。”谭讶其言,逼问此是何说?蔡锷正色曰:“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约法,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不难看出,蔡锷此时虽不反袁,但他的底线是共和政体,倘若袁世凯一旦称帝,他的动向也就不言自明了。

当袁世凯一步步实施自己的称帝计划,企图以武力将整个民国变为他的一己之物,远在边陲的少数省还没有被北洋军队控制。蔡锷此时做了个惊人的决定,辞职到北京“调养”。据蔡锷的老师梁启超回忆,蔡锷此时辞职,原因虽然复杂,但主要原因是不愿看到军人揽政、藩镇割据的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防止这种割据局面的形成;另外,重新训练一班军官,培养军事人才,以逐步实现军国民主义之理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袁世凯表面对蔡锷礼遇有加,给了他许多官衔,还几乎天天召见,磋商建国意见,暗地却派人监视,以防止他阻止自己称帝计划之实施。而此时的蔡锷好像很懂得袁世凯的用意,故作远离政治状,将精力放在正经界、清田赋等事情上,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主持编印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两大本著作。

1915年,袁世凯强奸民意,先后打造“筹安会”、“全国请愿联合会”,还在民间组建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团体轮流劝进。此时的袁已经是纵一己之欲、一心想称帝的独夫国贼。所谓早年的“知爱”之恩、心目中实现军国民主义理想的最佳人选,随着袁世凯称帝之心的昭然若揭,蔡锷放弃了对他的最后一点希望。9月,远在美国的黄兴致密函给蔡锷,希望他设法离开北京,举兵反袁。蔡锷也秘密回信,告诉了他关于在西南起兵的详细计划。

如此惺惺相惜、彼此推重的两位乱世英才,最终却为何兵戎相见?在蔡锷的意识深处,“为四万万人争人格”的行动取向,应该是促成这一切的关键因素。

1915年12月,蔡锷辗转来到云南首府昆明。关于离开北京的经过,其曲折不下于成文的传奇,同时在社会上也流播为一段英雄美人的佳话。虽是儿女情长,但其动机毕竟是“为四万万人争人格”。来到昆明后,就在宣布独立的前一天,他还“痛哭陈词”,给袁世凯一个“最后之忠告”,希望他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但袁的洪宪帝制正紧锣密鼓,怎么会顾及蔡锷的忠告?在恬然接受帝位后,袁世凯封官许愿,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并发行一套以他的头像和龙作图案的纪念金币和银币,准备于次年元旦正式登基。

12月25日,彻底失望的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联合唐继尧﹑李烈钧讨伐袁世凯的背叛共和,护国战争爆发。蔡锷及其护国军先后在中国西南、东南向北洋军发难,依靠人民支持和部队旺盛士气,适时变更部署,持重待机,重视瓦解敌军,并采用佯动、袭击、割裂等机动手段,逐步摧毁了南方的袁系势力。洪宪帝制的行径也使北洋集团分崩离析,列强撤回了对袁的支持。袁世凯众叛亲离,内外交困,他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企图缓和人心,挽救危局,继续把持权柄。此时的袁世凯在蔡锷眼中已是“国贼”和“共和叛徒”,他在给唐继尧的电文中指控袁“狡猾无耻,实堪痛恨”。蔡锷的反袁,是“为时势和良心所迫”,就再也顾不得当年的“知爱”之恩,以至于 “早有必死之心,愿大家同归于尽”,抱定必死的决心,与之拼命。关于此次起兵的缘由,蔡锷更是在向云南官兵致辞中表明:“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随着袁世凯的暴死,护国战争随之结束,蔡锷被新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他患有喉疾,身体状况一直不佳。9月,蔡锷东渡日本治病,或许是天妒英才,这位年仅三十四岁的军事将领沉疴不起,于当年11月8日与世长辞。

从怀抱“知爱”之恩到最后兵戎相见,蔡锷与袁世凯的根本区别在于,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使国家逐步走向共和,完成共和。自早年进长沙时务学堂受教以来,其目光之高远,已不是传统军人可比,他不愿意做割据一方的土军阀,因此以身作则,主动放弃云南兵权,如此空前的举动,体现了他在近代军事史上的独特气质。而他为四万万国民所争,乃是建立在自尊、自立、自强基础上的人格,这些都是袁世凯所认识不到的。正因如此,才使两人虽同处同一时代,从惺惺相惜彼此推重,到最后分道扬镳、兵戎相见;也正因如此,袁世凯被时人和后世唾弃,而蔡锷的光辉人格足可烛照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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