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人与事
众声喧哗的文史楼

这座带有罗马风格的建筑，是华东师大校园的精神圣殿。在那里出没的是大学文化的精华部分——人文学科的学生。这里发出的声音，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这座学校的灵魂象征。

如果在上课时间，你穿过文史楼的走廊，就能听到千奇百怪的讲课声——
　　这边教室里，一个纤细、优雅的声音在讲：“前几天，我碰见一个异人，能从印堂看见人的前世……”这是胡河清的声音。

而在另一间教室，李劼正在对着低年级的学生咆哮：“你们这帮人，白痴的一代。我不是来跟你们上课的，我是来跟你们搏斗的，同盘踞在你们的头脑中二十多年的幽灵搏斗。此前你们读过的，统统是垃圾。从现在起，你们必须把它们扔掉。”

刚刚从文艺学转向上古岩画研究的宋耀良狂妄地宣称：“我的著作不是写给你们看的，也不是写给现在的人看的。我是为21世纪的人而写。只有未来的人们才能够理解我的学术。”

讲文艺学的夏中义则要儒雅得多。即使是批判性的言论，他也表达得充满学术理性和无限深情。“如果当年闻一多没有拍案而起，死于非命的话，那么，我们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会是怎样的面貌？恐怕就不是游国恩所写的那样了。”

前辈学人的讲课同样也是精彩纷呈。如王智量先生的俄罗斯诗歌，热情的俄语朗诵，夸张的卷舌音使普希金的诗歌魅力在教室内外翻滚。

就在这种众声喧哗中，我们度过了一九九〇年代初的头几年。而对这各种各样声音的宽容精神，乃是那个年代华东师大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一面。

著名“讲师”

当时的华东师大中文系有两位著名的“讲师”：李劼和夏中义。直到90年代中期，他们依然是讲师，而他们的弟子却不乏教授、副教授。这在知识界一直传为“美谈”。

夏中义的儒雅与清高有目共睹。他永远字正腔圆、深情无限地说着任何一件事情，无论是艺术问题还是日常琐事。哪怕是学术争论，也都好像是在抒情。一家三口住在师大一村的一间10来平方的斗室里，他看书写作只能去系里的办公室。当我们为他的处境抱打不平时，他依然用那种抒情般的语调，缓慢而又吐字清晰地说：这种事情是很正常的，不必为我说什么。他当时正在研究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和精神问题，在阅读和书写中与那些逝去的文化大师的亡灵对话，而他本人的境遇，却正是现代知识分子处境的最好范例。我想，与大师的亡灵交流，恐怕是他支撑起自己的生存信念，超越当下困境的一个途径。

李劼的狂妄和孤傲与夏中义正好形成对照。此人把孩童的天真和老人的睿智聚于一身。最惊人的洞见和最幼稚的昏话，都出自他之口。一会儿说，希特勒是20世纪最伟大的行为艺术家；一会儿说，奥修是最伟大的哲学家……说起来口无遮拦，但他本人究竟有几分相信，却是疑问。而学生们都很崇拜他。有一段时间，他总是怒气冲冲。我们时常看见他晃动着庞大的身躯，像一头孤独黑熊在丽娃河畔走来走去，孤傲地睥睨着来来往往的群众。我们更多的是在路上相遇，在路上攀谈几句。听他用鼻子发出哼声批评文坛，是很快意的事情。

这两位著名“讲师”，如今一个漂流远方，一个去了其他学校。这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独立精神和清贫品格流失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