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读·看·听

阅读的图景

1980年代，阅读仍然是一种公共的精神事务。整整一代人都是“精神饥民”，阅读的匮乏，令我们精神苍白。当时的最重要的人文杂志《读书》创刊号刊发社论文章《读书无禁区》，标志着我们这一代人重新获得自由阅读的权利，于是，我们便开始了饕餮般的狂热阅读，尽可能寻找一切能找到的读物。

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80年代文化可归结为以下几套书的引导：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盛大的精神筵席，让我们第一次领略了西方文化的全景。它的封面就让人爱不释手，译笔也典雅、精确，其中许多篇目堪称汉语思想经典。

三联书店出版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其中包括了西方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方面的名著。编委一律由当时的文化新锐组成，使得这套书洋溢着浓郁的现代气息和青春活力，与商务印书馆的那套古典式的典雅和凝重形成对照并互为补充。

袁可嘉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它最早向中国读者打开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神奇大门，尽管如今看来它是一扇不那么通畅的门。

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丛》。这套书引发了一场令人大汗淋漓的文化虚热——“美学热”。“美学”在多数人眼里跟如今的“美容”差不多，当时的人们相信它是一种神奇的“精神美容术”。

金观涛等主编的《走向未来》，涉及到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等新学术；由本土新锐学者所著。而“未来”一词，对当时的文化人来说，是“现代性”乌托邦想象的重要代码。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艺丛书》。不用多说，只要列出其中一部分的名字，就可见其经典性：《城堡》、《鼠疫》、《普宁》、《卢布林的魔术师》、《橡皮》、《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迪伦马特中短篇小说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第二十二条军规》、《荒诞派戏剧集》……如今，拥有这一套简约主义风格的小开本装帧的书，已是爱书者值得可以向人炫耀的资本，它可以成为书主人作为现代主义者和文学爱好者的资深证明。

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外国文学出版社共同推出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依旧是现代主义文学，只是更庞杂，更丰富。

更晚一些时候的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其他如《外国文艺》、《世界文学》、《哲学译丛》、《读书》、《当代文艺思潮》，以及许多文学期刊，都是读书人必不可少的订阅对象。这些读物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的阅读景观。       

书的荣耀和秘密资源

校园里一度人手一册《存在与虚无》，这一现象既荒诞又感人。从那个年代的出版物的印数，就可知当时的阅读状况之一斑。

《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逻辑哲学论》……这些玄奥的著作与其说是用来阅读的，不如说是用来炫耀的。在当时的大学环境中，学识是显示个人品格和权力的标志。能够谈论这些玄奥话题，无疑是一种文化资本；否则，就会沦落为文化贫困阶层。因此，获得与众不同的知识，乃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如同守财奴渴望获得稀世珍宝一样。
       
  　　许多重要的精神资源必须通过特殊的渠道方能够获得。许多书我们早已风闻，却不曾见过，只能通过各种方式搜集和手抄。比如，里尔克的重要诗作，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歌，等等。为了读尼采，我翻遍了各种哲学史教科书和资产阶级哲学思潮的批判文章，从中摘抄尼采原著的引文。就像拾垃圾者一样在废弃物中不断寻找着引文碎片及思想光芒，通过精神残片领悟一些重要的精神资源。它给我带来了强烈震撼。幸好尼采以一种警句、断句式的话语来编织文本，因此，这样一种破碎、残缺的阅读，对理解尼采并无根本性的妨害。

  　　这种阅读状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它是一种独特的生存状态，构成了我们独特的精神空间。

  　　90年代初，大学校园里曾经流行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一书，这本书涉及到主要论题：中西文化的差异，尤其是精神上的差异性。他认为西方文化体现一种罪感，而这种罪感需要灵魂拯救获得精神解放。而中国文化则体现一种乐感，其终极状态是逍遥。它虽然有简单化的倾向，却大大的满足了当时青年人的强烈的寻找精神归属的需求。这本书在89年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激发了人们对文化的重新审视和阐释，人们企图以此来重塑民族文化精神。它引发了一场知识界内部的精神变革运动，带来了对于文化神学的关注。由此带动了相关一批书，如舍斯托夫的《在约伯的天平上》。通过文学评论的途径进入精神、神学问题的探讨，这也是当时的一种重要的精神倾向。